李智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城市风险治理、应急响应与决策、社会网络与制度变迁。 柴贵贵,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社会动员。
在社会动员实践中,民众的回应行为有多种心理动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动员中的响应不足、消极配合或拒绝执行等表层行为,往往以服从或抗拒作二元区分。在具体动员情境中,对民众回应行为的简单区分会掩盖民众心理结构的差异。政策执行中的社会动员并不会直接产生预期的结果,它要转化为民众回应,就需经由民众内在动机系统的解码与处理。民众的回应行为是政府动员策略与其自身认知互动的结果,接收政策信息的民众一般以利益考量、价值认同或信任评估为行动的前提,若动员所传递的激励、意义和关系与民众的目标系统不兼容,便会引发民众的心理失调,导致消极回应。因此,本文基于民众回应动机,提炼出利益型回应、价值型回应、信任型回应三种模式。
基于利益的回应体现为个体在动员过程中对资源再分配和成本增加的抵触心理,实质上是个体对政策执行所导致的利益格局变化作出的理性反应。政策执行中的社会动员强调通过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进行利益分配,资源再分配或利益格局重塑具有人为设计性和理性的特征。而个体通常以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衡量政策所带来的实际收益与潜在损失。制度激励与生活利益的错位消解了政策目标,个体在感知到净得利益低于可接受阈值时,便作出延迟、应付或回避等消极回应。当个体处于激励结构中的劣势地位时,会通过聚焦政策执行环节的分配正义问题来重新评估政策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尤其是当其所得补偿无法覆盖实际支出成本时,选择消极回应成为维护利益边界的低成本路径。相反,若政府将民众的行为选择嵌入制度化的激励结构,民众的消极回应将会减少。
基于价值的回应体现为个体对行政价值话语体系的抵触与对地方价值系统的捍卫。这类消极回应行为是政策目标与地方性知识或伦理意义之间存在冲突的结果,而这种冲突来源于行政主义垄断地方价值话语权的倾向。行政理性为降低治理复杂性,通过界定何为公共利益,排除地方伦理、情感意义与认同秩序。若行政系统用标准化的手段统一多元价值、压缩政策解释空间,民众便可能以维持自身生活秩序的正当性为由,采取被动顺从、选择性不配合或柔性等策略抵御动员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取向。有学者发现,地方政府将自身价值观视为科学真理,试图用清晰化、标准化的行政逻辑取代复杂的地方性知识。这解释了为何民众不认可政府将“毁绿种菜”界定为环境问题,因为家庭菜园原本承载着生计补偿、邻里关系与身份认同等多重功能,“退耕还绿”系统性抹除了其情感功能与存在意义,加剧了民众的心理抗拒。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目标和结果导向忽视了民众对政策意义的理解,高度清晰化、标准化的行政指令与复杂的地方性价值之间的张力使民众最终以抵触行为表达价值诉求。
基于信任的回应是指个体依据自己对行政机构的负面评价而选择延迟回应、象征性配合或主动退出等。信任并非由制度宣示或政策文本直接赋予,而是在政策传导、信息阐释的过程中与民众互动的结果。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通道,更是建立情感联结与信任的基础。若动员主体未能利用稳定的熟人关系网络、信任中介或社区资源对动员意图作出在地化解释,民众便可能因信息不透明或政策意图不明确而陷入信任赤字。例如,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的动员方式看似快速传达了政策意图,却忽略了解释政策或调节分歧的重要性,动员过程中缺失个性化的人际联系,导致民众无法将政策语言与自身生活经验结合起来,不利于民众信任的培育,而民众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中难以作出积极回应。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地方政府若激活了政策对象内部固有的熟人关系网络与道德权威体系,就能将社会动员从单向的政策灌输过程重构为一种信任修复的实践。例如,在易地迁移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走村串户”的面对面互动,将宏大的国家政策转化为针对不同群体的地方性对话,借助邻里信任、家族信任、道德信任等关系纽带,与政策对象建立情感联结,提升了政策的可理解性与可信度。人性化的非正式运作使民众在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关系中重新感知政策的可协商空间,将潜在的消极退出转化为同意搬迁的集体行动,从而解决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积累信任资本,为打破政策执行僵局提供关系支撑。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信任型回应经常与利益或价值冲突交织出现,但仍应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加以辨识。
以上三种回应模式说明保证社会动员有效性的前提是动员策略能够与民众的认知保持协调。激励类、意义类、关系类三种社会动员策略可以通过特定的社会心理机制,引导动员对象做出符合政策目标的行动(见表1)。
经济学基于“理性人”行为假设,构建了一个理性决策模型:人类具有完全的理性分析能力,总是能以完全理性的行为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面对政策的限制与约束,以自我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的个体会充分利用理性分析系统,计算和比较配合政策执行带来的成本与收益,以收益最大化作为回应决策的标准。因此,政策执行者可以通过正向或负向激励动员对象的方式实现政策目标。
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行为假设进行修正和补充,提出“有限理性人”假设,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存在固有的局限。个体的认知与思维过程并不完全基于理性分析,还依靠直觉进行快速的、自动的、无意识的判断,而直觉思维系统的自主运行容易导致系统性错误。个体的认知受限于其信息处理能力,常依赖启发式思维进行决策。因此,政策执行者可以通过策略性地使用信息纠正民众对政策的直觉偏差;也可以通过为民众提供更加便捷的决策路径,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引发民众的共鸣,促使其最终做出政策目标期望的选择。具体而言,个体天生具有寻求身份建构与建立社会联结的心理倾向,这种直觉属性为意义类和关系类动员策略影响个体行为提供了心理学基础。
意义类动员策略的基础是个体的道德属性。个体基于在文化习俗中传承的心智模型形成道德判断。因此,政策执行者可以通过框架联合与身份建构,促使民众对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及行动目标产生认同,从而实现动员目的。关系类动员策略的基础是个体的社会属性。个体行为受群体规范影响,具有利他性、互惠性及从众动机,而熟人动员、社群号召等关系类动员策略正是通过激发个体对联结与归属的需求,引导其做出符合群体期望的行为,进而实现政策的预期效果。
激励类动员策略以个体对收益与成本的理性权衡为基础,包括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两种子类型。二者均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标准,用外在的利益后果来塑造民众对收益与损失的预期,从而引导个体的决策行为;但均面临侵蚀信任与规范认同的潜在风险。
正向激励通过设定可达成的目标、明确绩效与奖励的关联、提供令个体重视的回报等方式,提高个体对积极回应所带来收益的主观预期,从而增强个体的配合动机。在实践中,常见的做法是以金钱、商品或服务等物质奖励激发民众的响应意愿。“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物质激励是改变人类行为的有效手段。例如,有学者发现,直接补贴与绩效奖金显著提高了政策对象治理大气污染的意愿。然而,正向激励的动员策略也存在局限性。因为正向激励的动员策略类似以明确对价为特征的经济交换,这种经济交换要求双方必须提前协商好交换的内容和数量,目标群体要用具体的行为表现换取特定的物质奖励,而其激励效果取决于目标群体的行为是否可量化且易于监督。这种经济交换在复杂的合作情境或需要信任支持的情境中难以实现。当民众参与程度超出契约规定的义务要求、需要依赖合作精神或信任基础时,动员的有效性就取决于他们是否具有超出契约要求的判断力、隐性知识、责任与热情。然而,明确对价暗示“对方可能不守约”,传递出一种不信任的信号,会导致双方在相互防范中进行互动,削弱个体的内在动机与互惠倾向,共同行动所需的社会性动机亦随之削弱。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等代理问题加剧上述困难:一方面,政策执行者难以全面核实目标群体的真实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受利益驱动,目标群体倾向于围绕激励规则展开博弈,奖励越多反而越可能激发投机行为而非参与行为,从而影响奖励的动员效力。由此可见,正向激励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民众积极回应的意愿,但其长期效果有限。
惩罚强化威慑,使民众在权衡违规收益与潜在惩罚成本时倾向于规避损失,从而提高对政策的遵从意愿,促进民众积极回应。要实现这种效果不仅取决于惩罚力度,还依赖惩罚的确定性与执行的必然性。例如,在日本大津的垃圾回收项目中,政府要求民众在垃圾袋上写上名字,通过增加违规行为在邻里间的可见性对民众进行监督,提高民众对违规后果的认知,使其出于对社会舆论或道德谴责的顾虑而选择积极响应。然而,负向激励也可能产生反作用。行为者感到被信任的关键在于委托人是否援引威胁,频繁运用惩罚手段并将其作为主要的、日常的“前台”工具,传递出行为者已被预设为不实的暗示和需要接受惩罚的威胁。这种“被迫行动”的信号可能引发民众的怨恨和抵触,导致“过度理由效应”。民众原本可能出于内在动机而积极回应,但外在的强制性惩罚却使其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动机,将积极回应的动机归结为规避惩罚。如此,配合政策的行为动机从内在动机变成外在动机,削弱了民众对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政策执行者的信任度,从而降低了民众积极回应的意愿。
意义类动员策略通过强化社会认同来影响民众的回应行为,主要包括框架联合与身份建构两种子类型。前者通过调整政策叙事与问题界定,引导民众以特定方式理解政策及其执行成效;后者则通过激活民众的社会身份或自我身份,将政策行为内化为其身份的一部分,从而激发其行为动机。
本文所指的框架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心理结构,也可称为“解释图式”或“认知结构”。框架帮助人们对复杂的现实进行整理、分类和赋义,主要分为沟通中的框架和思维中的框架两方面。沟通中的框架指动员者在传达信息时所使用的词汇、短语、图像和表现风格等元素,侧重于动员者所说的话;思维中的框架指个体感知、理解和解释信息的心理结构或视角,侧重于被动员者的想法。社会动员的关键在于促使民众对政策产生认同,但这种认同并非自动产生的,而是受到民众已有认知框架的影响。因此,社会动员是否有效取决于沟通中的框架能否与思维中的框架相匹配。“增益框架”通过强调政策执行的积极成效,引导民众从维持和改善现状的角度理解政策。例如,疫苗接种政策框架需匹配民众“维持现状”的思维框架,通过强调“提升群体防护率”促使民众积极回应,进而实现政策的预期效果。“损失框架”基于损失厌恶心理,通过“不采取行动会带来损失”的表达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例如,在自然灾害应对中,与其说“提前转移可以确保安全”,不如强调“如果不及时转移,可能导致严重损失”,这样更能激发民众的危机意识,让他们迅速配合。框架联合动员策略可以使用特定的政策话语,在争夺“意义”的过程中激活民众内在的思维图式,促使民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认知,从而达成政策共识。
政策执行者通过激活民众的社会身份或自我身份,唤起民众保持行为与身份一致性的内在动机。基于此逻辑,身份建构动员策略通过将政策倡导的行为与特定角色绑定,借助民众对社会身份或自我身份的认同引导其行为。
社会身份激发民众对所归属群体的认同感,当外部赋予的社会身份变得突出时,民众倾向于采取符合该角色社会期待的行为,并履行相关责任。基于社会身份的动员策略的实际效应取决于民众对某种社会身份的认同程度以及该社会身份的显著度。基于此,政策执行者可以通过强化民众的社会身份来增强其认同感与行动凝聚力。例如,授予志愿者等准行政身份,或通过统一标识、集体仪式等象征性标志延伸身份认同,使民众将自己视为政策体系的一员,从而做出符合政策要求的行为。
自我身份是个体对自身品质、态度与价值观的认知。个体对内在的价值观、品格认知与自我形象存在行为期待,当外部提出的要求与个体对自我的某种认知相契合时,个体会为了维持“我是一个好人、有责任感的人”的自我认知,而主动配合政策要求。有学者发现,使用强调身份的语言比仅强调行为的语言更能有效激发参与意愿,因为前者强化了“理想自我”与行为目标之间的契合度。一方面,更具个体化特征的社会动员方式更能够吸引被动员者的注意力,激发其对自我形象的关注,使其更愿意积极回应,以呈现自身的“好人”特征;另一方面,更具个体化特征的社会动员方式增加了被动员者拒绝请求的社会成本。
关系类动员策略以个体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为前提,通过社会联结影响个体行为,可分为社会网络与社会规范两种子类型。前者依托人际关系开展动员,通过情感联结促进行动;后者则侧重于塑造群体层面的行为预期与评价标准,通过规范压力引导个体配合政策执行。
社会网络是提升动员效果的重要结构基础,它通过个体间的社会联系广泛地传播信息。研究表明,目光交流、口头劝导等面对面、有温度的沟通方式比脚本式宣传、统一话术等标准化的信息传递方式更能激发民众的积极回应行为。
频繁的社交接触有助于激发同理心,为个体发现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提供契机,提升其遵从动员请求的可能性。而社会网络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动员的扩散性与可持续性。例如,在宅改动员中,由宗族代表发起比由行政人员发起效果更好,这是因为强关系比弱关系有更强的影响力,更容易促成行为劝导、情感支持与信息互助。因此,率先动员在社交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个体能够得到更大范围内群体的积极响应。
社会规范是群体对可接受行为的共同认知,对它的维系有赖于他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和反馈。社会规范可分为禁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前者强调“应当做什么”,表现为民众对某行为的认可与期待;后者则强调“他人正在做什么”,表现为该行为的普遍性。社会规范动员策略通过塑造行为预期与社会期待,引导民众做出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选择。因此,动员者可以通过强调已经存在但不显著的社会规范,或直接纠正错误的社会规范,促使民众改变行为。在动员中强调禁令性规范,对于引导民众按照政策期望行事具有明显的效果,尤其是在民众不确定应该采取何种行动时,禁令性规范提供了一种明确的行为指引。相比之下,描述性规范更适用于个体认知负荷较高的情境,因为它为个体提供了无需复杂思考的决策捷径。一种常用方式是向个体展示某行为的普遍性,传达与他人共同努力的邀请。例如,在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过程中,告知民众“已有75%的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往往能够激发个体的从众心理。因此,政策执行者可以通过传达别人实际的配合行为来改变民众的非合作倾向。
个体对社会动员的回应展现出动机上的异质性:基于利益的回应体现了对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理性计算,基于价值的回应体现了对本土知识系统与生活正当性的捍卫,基于信任的回应则源于对政策意图与行政能力的不确定感知。激励类动员策略以“成本-收益”权衡为基础,通过奖惩机制引导个体做出理性的行为选择;意义类动员策略通过框架联合与身份建构,激活个体内在的身份认同,增强其对政策目标的主动接受度;关系类动员策略则借助社会网络与社会规范,强化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情感联结和社会关系中的规范压力,促使其积极回应。这一分析将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联系起来,超越了以往将政策执行成败归因于政府内部结构与行政资源的传统解释,为辨识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在公共管理研究陷入“阿尔都塞式的承认”困境的背景之下,社会动员因为和基层实践紧密结合能跳出这种“只承认不反思”的困境。现有研究对于政策执行中影响社会动员成败的因素和条件所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说明这一议题之下还隐藏了诸多具有竞争性的假设集,实务部门的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只能依靠自己对民众参与行为的直觉采取动员措施。因此,对动员策略与民众行为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既有助于深化学术理解,也有望为实务操作提供更具实证基础与理论支撑的政策建议。
未来的社会动员研究有三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一,通过实证研究对社会动员的作用机制进行学理阐释。解码民众回应的“行为暗码”离不开对其认知、情感与决策逻辑的实证考察,只有厘清哪些因素在何种条件下影响动员响应,才能为动员策略的设计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依据,否则动员策略便会因缺少事实基础而沦为空泛的行政谚语。第二,进一步关注不同动员策略的情境适配性机制。动员策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民众积极回应,取决于治理任务的属性与政策对象的特征。第三,有必要重新审视动员策略在中国情境下的规范意涵与治理成效。尽管社会动员常被视为提高民众回应积极性、增强治理效能的善政工具,但如果从维系制度稳定性与合法性的角度观察,社会动员未必旨在回应民众需求,反而可能成为权力吸纳与异议边缘化的治理手段。因此,后续研究应摆脱对“参与即美德”的路径依赖,反思动员策略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可能带来的意图偏移后果,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估与把握社会动员的实践效果。